2024年6月3日，《中共四川省委关于以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要着力点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决定》对外公布。这样一个全面贯彻中央部署、深刻把握省情实际的《决定》，强调真抓实干和切实可行的《决定》，必将激发四川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新动能。

城市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载体。作为国家中心城市、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极核城市、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节点，成都如何加快融入全球城市产业体系?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产业经济学研带头人黄浩森在《成都日报》理论版发表署名文章，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从城市产业发展逻辑的角度进行了深入解读。

当今世界正经历一场更大范围、更深层次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从人工智能、数字经济带来的影响中可以发现，一些具备颠覆“技术-经济”范式的变革性技术正在深刻改造现有的社会生产方式和产业组织形态，引导生产力再次从量变到质变的迭代升级。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论述正是对当前生产力演进规律的科学凝练，特别是“因地制宜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实践要求，为城市推进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路径指引。

回顾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本质上就是社会生产力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先进不断发展的过程，城市作为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也是各种生产资料发生化学反应，获得最大效益的“载体”。当社会分工细化专业化到一定阶段的时候，所形成的现代产业反过来也进一步增强了城市竞争力，换言之，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组织方式的变化、生产关系的调整等，必将同步引发城市产业发展逻辑的迭代。从不同城市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可以发现，在工业化发展的开端，城市普遍都经历了经济的飞速增长、人口加速聚集和空间快速蔓延的规模扩张阶段。

比如上海，以支撑国家大规模工业建设为使命，从1952年到1992年，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持续保持在50%以上的水平，重工业年均增长率达到了20%，对GDP增长29倍起到关键支撑作用。二战后的日本东京，以海外贸易带动制造业振兴，到1960年聚集了日本11%的工业企业、15%的工业从业者，随着工业加速聚集，其建筑用地的总面积扩大1.31倍，人口密度提高1.34倍，实现经济体量的快速提升是这个阶段城市产业发展的底层逻辑。

上海

但是，城市聚集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一些结构性问题就会逐渐凸显，比如劳动力成本上升，资源利用的边际效益下降等，以提升经济效率为取向调整发展方式，成为城市突破阶段性困局的共性选择。比如，伦敦在二十世纪60年代后期大力推动金融、法律等知识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制造业的就业人口从1961年的165万减少到1981年的65万，也就是说，在追求经济体量扩张的同时，实现经济体系的质效优化，成为这一阶段城市产业发展的底层逻辑。

随着城市深度嵌入全球贸易和分工体系，以及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加速重构，提高先进性、引领力、控制力逐渐成为头部城市的追求。那些掌控科技产业话语权、贸易规则制定权、利益分配权的核心枢纽城市，通过构建各个相关主体、环节、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的生态体系，实现了能级位势的跃升。

比如，成都通过构建“5+N”产业生态，截至2023年，成功培育9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在GaWC城市排名中连续实现两个等级的跨越，进入Beta+的阵营。这也意味着城市产业发展进入了以生态一体、创新驱动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

成都医学城三医创新中心

新质生产力伴随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性配置引致的产业跃迁升级而形成，这也印证城市产业发展的逻辑开始向以创新功能为牵引，生产效能为支撑，经济热能向外辐射为表征的转变。总体来看，城市产业进化的逻辑经历了以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到以效率提升为主要特征，再到以生态一体创新驱动为主要特征的不同发展阶段，经历了从量的快速提升，到质的优化提高，再到能的大幅飞跃。

是哪些因素促成城市产业进化的差异？城市是社会生产不断发展的产物，本身就处于动态变化中，且是一种集多功能于一体的有机经济体，其保持生命活力需要不断有经济要素的投入、流动、循环以及与外界的能量交换，而城市功能、城市空间、生产要素、微观主体，这四者是促进城市产业进化的关键因素。

从城市功能来看。随着城市主导产业规模的持续扩大，城市生产功能得到加速强化，随后为满足工业发展的需要以及提高生产效率，催生了与工业功能相匹配的金融、科技、信息等服务功能，城市经济功能不断多元化带来产业综合实力的提升。当前，城市越来越强调抬升在全球的位势获取新的竞争优势，普遍将发展思路转变为“城市战略-功能体系-产业支撑”，城市功能已经成为引领城市产业变迁的主导型因素。比如2000年以来上海城市功能定位就从综合性工业城市向国际经济中心、金融中心、贸易中心、航运中心、科技创新中心转变，产业的发展也实现了从“轻纺工业-重化工业-服务经济-‘五型经济’”的同步变迁，功能的完善和产业的演进同频共振，形成了城市强大的综合实力。

从城市空间来看。城市的产业空间从聚集大工厂的传统工业区向产业专精化发展的开发区、科学城、商务区，再向各个主体深度链接的生态型经济区域演变，而城市的市域和区域空间则呈现出“极核集聚-单核心蔓延-多节点疏散-多核心协同”的阶段演变特征。这个过程中“产城人”深度融合的必要性愈发凸显，产业的空间也已经演进成了功能集成式的空间，由此支撑产业组织方式的革新。比如，苏州工业园区在园内形成核心商务区、科教创新区、文化会展区，深圳打造的摩天工厂推动工业上楼就是这一趋势的最好体现。

苏州工业园区

从生产要素来看。每一种生产要素都具有比较鲜明的特质，比如劳动的可塑性、土地的稀缺性、金融资本的逐利性和技术的创造性等，这些特质使得各个要素发挥作用的方式更加丰富，比如劳动具有可塑造性，劳动者可以通过不断的积累知识、创造知识，并且将新知识用于生产。同时，一些新兴要素也闪亮登场，并且表现出变革要素组合方式的独特能力，数据作为生产要素是大家这些年最关注的，数据通过资源化、资产化、资本化的三次价值赋能投入到生产过程中，催生出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也成为当前城市竞争的主要领域。

从微观主体来看。居民、企业、政府都是参与经济活动的三大微观主体，从不同层面影响着城市产业的发展，居民的作用源于需求层次的变化，从生存型到发展型再到享受型需求，这些需求需要通过消费活动来作用于城市产业的发展，消费结构的变化对产品服务的供给结构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进而牵引城市产业的变迁。企业的作用主要是源于其组织生产要素方式的演变，当前城市产业的组织方式由原来的“链条式”逐渐向“共生型、平台型、生态型”发生变化。政府的作用则主要源于其职能模式的变化，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沿着“替代市场-协同市场-服务市场”演变，政府逐渐呈现出“全能型-效能型-服务型”的发展路径。

当前，在以生态一体、创新驱动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把握影响城市产业进化的新因素和其发挥的新作用，成为城市进位发展的关键。在以部分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为观察对象，运用城市产业生态一体化发展指数进行的分析中，可以发现，从2017年到2022年，被观察城市的生态一体化发展水平都在不断提升，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四个一线城市稳居前五位，而成都上升的态势很突出，排名的增幅位列13个被观察城市之首。面向未来，城市还需要充分理解和系统把握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掌握城市发展主动权，推动产业的持续迭代升级，实现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而催生，强调原创性、颠覆性的科技创新，并及时将这些创新成果运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上。这就需要城市加快建立起贯通从“0到1”的原始创新，从“1到10”的创新成果转化，以及从“10到10000”的创新产业化的整个创新生态链，而在这个过程中能够为实现技术变革提供极限研究的大科学装置，以及牵引科技成果以更短路径转换的创新型企业都应当成为城市关注的重点。

其次，新质生产力是由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催生，强调传统要素的顺畅流动、新兴要素的融合运用。一方面需要城市通过人才、技术、资金等要素与产业实体相匹配，构建多维度网络化协作的产业生态。另一方面也需要将产业的布局从单一城市扩大到都市圈和城市群的区域范畴，形成以核心城市为引领、周边城市为支撑的一体化发展区域生态，为要素运筹提供更广阔的空间。

再者，新质生产力由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强调未来产业的培育壮大、传统产业的改造提升。一方面需要城市在技术演进的趋势中去把握人工智能、前沿生物、先进能源等未来产业的“新风口”，掌握未来发展主动权。另一方面也需要城市以提增效益、提高效率、提升效能为导向，重视新偏好的形成、引导新资源的创造以及着力实现制度的改革创新，进而推动产业体系整体的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

原文刊载于成都日报（2024年6月5日《成都日报》第06版：理论周刊），有删改。

文中图片来源：成都日报、“苏州发布”微信公众号、图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