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必须继续做好创新这篇大文章，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并指出“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

本文基于对全要素生产率概念的剖析，从形成逻辑、催生因素、典型特征三个维度阐释了新质生产力为何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对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趋势进行了定量测算和阶段划分，并就成都积极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出了“四个着力”的思考建议。

全要素生产率起源于西方经济学概念，根据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经济产出被认为是各类要素投入的生产函数，全要素生产率（简称TFP）是指劳动力、资本等全部生产要素投入转化为产出的综合效率，反映在经济增长中各类生产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情况下，扣除劳动、资本、土地等要素投入贡献后的“余值”，其内在机理是通过技术进步及制度变革促进生产组织效率和要素配置效率的持续改善，进而降低产出增长对资源要素投入的数量依赖，是经济发展内涵型集约化水平和综合质量效益提升的重要表征。新质生产力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新质生产力的形成逻辑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基本内涵高度契合。在新质生产力形成过程中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的跃升质变及优化组合至关重要，而全要素生产率更加强调生产要素供给质量提升及其配置效率变革，在生产力和生产率视角下均蕴含“提质量”和“优配置”两方面深层次要求。

新质生产力的催生因素和全要素生产率的动力源泉内在一致。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先进生产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来源于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通过新技术突破带动资源要素创新性配置，进而对推动产业深度转型升级。

新质生产力的典型特征与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表征有机统一。新质生产力是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先进生产力，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而全要素生产率则是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动力变革、效率变革推动下增长方式深刻转变和生产力质态跃迁的重要表征。

从改革开放以来成都全要素生产率¹纵向走势来看，总体经历了“波动上升-平稳增长-增长放缓-企稳恢复”四个阶段的变化。具体来看：

第一阶段（1979—1993年）在改革开放红利的集中释放下，成都全要素生产率虽然波动幅度较大，但整体仍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从1979年的0.74%上升至1993年的10.95%，年均达到4.08%，但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总体仍处于较低水平，平均贡献率仅为31.24%，经济呈现出较为明显的粗放型增长特征。

第二阶段（1994-2011年）在我国加入WTO带动国际资本、前沿技术等要素加快引进和产业结构优化等有利因素支撑下，成都全要素生产率及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波动幅度较上一阶段明显收窄，平均值分别为5.47%、43.08%，较上一阶段分别提高1.39、11.84个百分点，经济增长质量效益改善态势较为明显。

第三阶段（2012-2016年）在全国结构性产能过剩问题逐步显现，经济转型压力加大背景下，成都全要素生产率及贡献率呈现明显放缓趋势，从2012年的5.70%、43.81%分别降至2016年的2.41%、31.24%，平均值分别为3.23%、33.32%，较上一阶段分别下滑2.24、9.76个百分点，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驱动作用客观上有所减弱。

第四阶段（2017-2023年）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扎实推进、经济转型步伐不断加快以及创新动能持续培育的推动下，成都全要素生产率及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由降转升、企稳恢复态势，虽然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期间受高落差基数效应和超常规政策效应扰动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出现短期异常波动，但疫情前2017-2019年期间总体保持稳定增长，平均值分别为3.60%、45.16%，较上一阶段分别提高0.32、11.84个百分点。

（一）着力促进科技成果向新质生产力应用转化

一是瞄准重点产业链和未来产业的颠覆性变革性技术领域，构建新型研发机构、校企联合实验室等衍生转化平台，完善国家实验室等战略科技力量的“沿途下蛋”机制，增强重大创新平台和大科学装置溢出效应，打造更多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硬科技”。

二是纵深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加强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工业互联网等数字技术融合应用，大力推广应用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生产工具，加快建设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制造示范工厂。

通威太阳能（成都）有限公司智能制造场景

三是促进现代产业体系优化升级。抢抓战略腹地建设、产业转移等重大机遇，高水平推动产业建圈强链，统筹场景提供、政策赋能、优化服务，加快推动传统优势产业转型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低空经济、氢能、人工智能及机器人等新产业领域突破发展。

（二）着力引导资源要素向新质生产力精准配置

一是靶向组建瞄准未来产业领域的天使投资基金，联合“揭榜”投资机构组建系列子基金，充分发挥成都西部最大规模产业基金集群作用，打造未来产业子基金品牌矩阵，综合利用大数据手段对其进行多维“画像”，提升优质项目挖掘和产融精准对接能力。

天府国际基金小镇

二是持续健全以创新价值、能力、贡献为导向的科技人才评价体系，探索建立与国际接轨的全球人才招聘制度，着力打造一批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管理型人才队伍，支持市场化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纪（理）人开展成果发现、挖掘、策划和转化活动。

三是积极发挥数据要素的“融合剂”作用，培育服务型、应用型、技术型等数商和第三方服务机构，营造数商发展的良好市场生态，推动现有业态和数字业态跨界融合，加快促进智能制造、数字贸易、智慧物流、智慧农业等新业态发展壮大。

（三）着力强化应用场景向新质生产力延伸拓展

一是完善新质生产力应用场景发布机制。用好成都“城市未来场景实验室”等制度，进一步聚焦高校院所、科技企业等颠覆性变革性技术供给端口，建立场景遴选评价体系，定期发布新质生产力场景清单。

二是结合城市重大牵引性工程项目，聚焦重点领域打造示范场景，打造一批可示范、可体验、可推广的科技首用场景。例如，在低空经济领域，利用世园会、世运会等重大赛会举办契机，打造“低空+城市出行”示范场景；在人工智能领域，打造“人工智能+银发经济”示范场景。

2024年成都世园会“无人机送餐”应用场景

三是加大首台（套）首批次首版次产品应用支持，推动新型基础设施“投建运转”一体化，打造符合新质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应用场景和产业生态。

（四）着力推动体制机制向新质生产力赋能增效

一是深化要素资源市场化共享机制，支持“链主”企业、平台型企业拓展融通协作新模式，推动生产组织方式向平台化、网络化和生态化转型，带动中小企业“云上”融入产业链和大企业生产运营体系，加速全产业链供应链的价值协同和价值共创。

二是完善资源要素差异化配置机制，按亩产效益对企业实施差异化的土地、税费、金融支持、能源价格、排污权供给等政策和资源匹配，引导优势资源向优质企业集中，以正向激励和反向倒逼企业高效发展和转型升级。

三是强化要素市场建设和专业服务效能，补齐成都在技术市场、知识产权等专业要素市场上的短板，搭建集土地使用权、排污权指标、用能总指标等大宗、稀缺要素交易功能为一体的综合交易市场，促进全市生产要素高效便捷流动。

文中图片来源：成都日报、“彭州发布”微信公众号、图虫

文中注释说明：

1. 本文采用索洛余值法对成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测算用于衡量全要素生产率水平，该方法是目前国内外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使用最为广泛的测算方法之一，也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要素生产率权威测算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