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超大城市而言，数字化转型将如何改变政府、社会和公众的互动模式?又将对政府治理提出怎样的考验?11月16日，由成都市经济发展研究院主办的成经智库系列研讨会第1期数字化转型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研讨会在线上召开。

　　研讨会以智库机构与专家视角，邀请9位来自国家高端智库、高校和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围绕智慧城市、数字政府、数据治理、应急管理等主题进行深入探讨，贡献了极具参考价值和充满新意的思想与观点。本文梳理和摘编了专家学者们的精彩发言，以飨读者。

　　单志广从数字新转型、技术新驱动、治理新趋势的“三新”角度，阐述了数字化转型对城市治理创新的整体驱动。

　　数字新转型方面，单志广提出数字化转型的本质和核心是实现数字时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重构。信息化向数字化的转型，是从“系统思维”向“数字思维”转变；是从“技术应用”向“数字重构”转变；是从“提升效率”向“提升价值”转变。

　　技术新驱动方面，单志广认为利用五个+和五个驱动能够更好地推动城市治理创新，一是互联网+流量驱动，利用互联网共享驱动城市中各环节、各要素互联互通；二是大数据+数据驱动，利用数据驱动城市治理决策更加全面科学；三是人工智能+算法驱动，以AI技术及其应用来提升资源利用效率、优化社会管理和服务；四是5G+效率驱动，通过以5G为代表的移动通信，推动实现“万物皆可联”；五是区块链+可信驱动，通过新的信任机制改变数据和信息的连接方式，优化社会治理结构。

单志广发言

　　治理新趋势方面，单志广提出了“八个转变”，即技术应用从独立转向融合、系统结构从分治转向开放、业务模式从供给侧主导转向以人民为中心、治理模式从尽力而为转向无微不至、治理方式从粗放转向精准、系统能力从纵强转向横通、系统特征从稳态转向敏态、设计原则从条块分割转向顶层设计。

　　汪玉凯认为，要理清城市治理现代化的思路，必须坚持科学化、精细化、智能化的“三化”方向，遵循“人本性”、“公共性”、“协同性”的“三性”原则，以市民为中心，提升便捷感、安全感、获得感、公正感、幸福感。

　　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目标和趋势来看，一是要促进城市高质量发展；二是要保障城市高水平运转；三是要提供高质量的公共产品；四是要不断解决城市发展运转中的难点和痛点。

汪玉凯发言

　　汪玉凯提出，智慧城市的兴起成为实现中国城市治理现代化的重要路径，在智慧城市建设中提升数据治理能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是提升公共数据治理能力，精细化治理的基础是数据的高效配置和利用；二是加强公共数据治理，可以极大地整合公共数据资源，提高公共数据的共享水平，打通使用的边界；三是要制定严格的制度规范，保障公共数据资源的开放，处理好公共安全和公共数据开放的关系，处理好横向和纵向在公共数据资源开发利用方面的关系，处理好公共数据开放和保护个人隐私之间的关系。

　　孟庆国从调研中发现的政府数据汇聚量小、数据共享比例低、数据质量不高的问题入手，阐述了以数据驱动为主导的数字化转型对政务数据治理权责体系建设的思考，建议数字政府建设需要认真审视政府各职能部门的数据责任，需要对各职能部门的数据权责进行界定。

　　从“三定”到“四定”确立职能部门数据权责体系。从原有的定机构、定职能、定编制，再加一个“定数据”，对各职能部门进行数据的责权定责。一是可以规范部门的数据归集、更新、维护和使用的工作和行为；二是可以保障部门数据的质量、标准、完整性和合规性等要求；三是为实现政府部门间的数据共享，能提供高质量、可靠的部门的数据资源；四是落实“一数一源”工作要求，避免重复采集，多头采集，便于政务数据的统筹和集中管理。

孟庆国发言

　　构建基于“三权分治”跨部门数据共享实现机制。在政府部门实现数据共享，需要明确三个权责，一个是归属权，一个是使用权，一个是共享管理权，按照职责将参与数据共享各部门划分为数据的归集部门、数据的使用部门以及数据共享管理部门，对这三者予以清晰的权属的界定。基于智能合约实现权责的明晰和执行，基于区块链技术实现共享过程的记录和追溯，建立职责清晰、可控、可信、可追溯的政务数据整合交换机制，使之具备解决基于数据驱动的业务模式创新的基础，更好地破解政府数据共享的难题。

　　樊博表示，城市的应急管理是城市治理里非常关键的一个组成部分，党和国家对超大城市的治理要求是要像绣花一样去精细地治理这个城市，这就要求以数据的思维去驱动城市的应急管理，把应急资源布局的问题解决好。

　　一是要用大数据的思维去驱动应急风险网格的划分。借助智慧城市和物联网实施监测、掌握公共大数据和城市各项指标是否异常，对城市网格中的各类灾害风险进行评估，构建不同等级权重的风险网格。

　　二是应该按照风险网格权重的大小，驱动行政中心的救援力量，或者是救援资源的布局。这是一种大数据驱动的策略，有了大数据我们才能知道每件事情发生的可能性，发生的比例，才能划分成网格，我们就会偏向发生灾害概率大的、风险高的网格去配置资源。

　　三是以大数据驱动的计算模型去计算应急资源的需求。应急资源应该布局多少，应该摆放多少资源，应该储备多少资源，需要通过一个大数据驱动的资源计算模型，得到一个科学的量算依据。

樊博发言

　　四是按照一图全调度去构建应急资源的储备补给体系。在互联网+的平台上构建一个展示动态虚拟物资的应急资源储备的体系，实现跨部门、政企、政民之间的一图全调度，形成政府治理格局下的应急资源补给体系。

　　郑磊从上海的一网统管的“网”切入，认为上海的“一张网”是一张柔性的、而不是一个刚性的、完全以技术和机器的逻辑而编制的网络，强调精度和温度，用技术的手段提高精度，同时赋予其温度，并给市场和社会参与留出充分的空间。

　　郑磊认为，技术赋能不等于技术万能，对数字技术的期待应切合实际。“一网统管”不只是一个技术平台，更不只是一块大屏，而是一张“王”字型结构的、线上线下协同的“网”，用实时在线数据和各类智能方法，及时、精准地发现问题、对接需求、研判形势、预防风险，在最低层级、最早时间，以相对最小成本，解决最突出问题，取得最佳综合效应，实现线上线下协同高效处置一件事。

郑磊发言

　　郑磊指出，推进数字治理不能只靠技术的单维度赋能，还需要理念、制度、组织、法律、伦理等多个维度的协同支撑与规范制约。新技术只是提供了基本条件，能不能真正实现转型还需要管理手段、管理模式和管理理念的创新。不能只考虑技术上“能不能”的问题，还要考虑管理上“可不可行”、公众感受上“好不好”、法治上“可不可以”的问题。

　　最根本的是，数字治理应以人的感受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握好效度、温度和尺度，这三个“度”将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在数字时代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郑跃平认为，地方政府对大数据在城市治理中的应用取得了较为明显的进展，主要体现在认知、体系、实践三个方面。

　　郑跃平指出，过去几年间，地方政府对大数据和数据治理的价值有了更准确的理解，也达成了一些共识，在组织架构优化、管理和制度建设等方面进行了探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大数据应用仍面临多种困境，包括“数据”与“业务”两种逻辑的冲突、成本与收益的不匹配、数据与治理体系没有有效融合、应用的层级与主体矛盾等，制约了数据价值的发挥与应用效果的提升。

郑跃平发言

　　郑跃平分享了对以上困境背后原因的思考，在认知上，需要从技术侧转向治理侧，对大数据的理解一定要和城市治理相关联的场景、需求、目的进行有机结合，立足治理去理解大数据；在体系上，要从“对数据的治理”到“依托数据的治理”转变，围绕数据的治理，是侧重于围绕数据管理和价值应用的相关制度和保障体系建设，围绕数据赋能的治理，是突出数据及相关技术带来的整个治理范式的重塑和变革；在能力上，要从“制度与规范”、“效率与效能”、“应用与场景”、“稳定与安全”等不同的逻辑出发，不断改革、创新和调整，以提升面对新环境的适应性治理能力，从而让数据真正有效赋能，推动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

　　张会平在研讨会上分享了他对数字化转型的理解、现有数据要素跨界流动模式的划分和新一轮数据治理如何推进的思考。

　　张会平认为，当前推进的城市数字化转型具有整体性、全面性特点，实现的一个前提条件是数据要素安全有序跨界流动；政府与市场间的数据要素流动是双向的，包括免费和有偿两种方式，形成数据要素跨界流动的四种模式；数据要素跨界流动治理需要从功能、体制上协同推进，实施过程中需要平衡政府、企业和个人的数据权益。

张会平发言

　　张会平提出，数据要素跨界流动治理应该构建一个自上而下、定位明晰、更加一体化的国家数据治理体系，国家层面做制度建设和整体统筹；省级层面做好具体协调统筹；地市级做好数据治理推动引领式的创新与运营；区县级更多的是推进使用。在政府部门层面构建体系化（系统、分类、分级）的数据资源池，各级政府来共同推进，理清横向关系的逻辑、纵向关系的逻辑、定位的逻辑，去进一步深化数据驱动的发展。

　　邓维斌从数字政府建设内涵及意义、国内外数字政府建设现状、重庆市数字政府建设以及数字政府建设展望四个方面，在研讨会上进行了分享。

　　邓维斌认为，数字政府建设是全面推进数字化转型的基础性、先导性工程，在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建设数字社会、完善数字生态、加强城市治理中起到关键引领作用，将有助于提升政府的决策能力、管理能力和政务服务能力。

邓维斌发言

　　邓维斌指出，当前很多地方相继推出“十四五”时期数字政府建设规划，把数字政府建设作为“十四五”时期一项非常重要的数字化转型工作。他从大数据战略发展、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据“聚通用”、数字规则建设、城市大脑建设、“住业游乐购”场景建设等方面重点介绍了近年来重庆数字政府建设的实践与探索。关于接下来如何进一步加强数字政府建设，邓维斌提出了强化政务数据的融合共享，推进政务服务的一网办理，加强城市运行的职能管理，促进基层事务的网络治理，推动应急管理的协同调度等思考。

　　李金兆认为，以数字政府建设推进超大城市治理要围绕“整体政府、服务导向、人民评议”三个核心价值，他提出：

　　一是以整体政府理念建设数字政府，实现治理的有效高效。整体政府强调公共管理与服务机构为了完成共同目标而展开跨部门协作，实现政府从宏观决策协同到中观政策协调、从微观政策执行到服务资源配给的有机整合。数字化转型下的超大城市治理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城市治理不能只是从社区网格到指挥中心的数据表征，而需要真正建成一个平台型、响应型、效率型运行和履职的网上一体化政府，从而实现从城市大脑到每一个基层网格的全面同步、全面协同。政府为人民、为市场主体提供服务的每一个点位背后都有一体化的整体政府响应，解决每一个问题背后的动员能力都是整体政府。

　　二是以服务导向原则建设数字政府，实现服务的升维多维。服务型政府以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共同利益为出发点，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和重要内容。新时期推进数字政府建设，其出发点和落脚点正是要建成线上线下融合的一体化服务型政府形态，要在重塑职能结构和治理方式下，向社会提供全方位、全周期、全协同的服务，进而实现从基础条件发生“物理变化”到治理优化实现“化学反应”的重大转变。在新时代背景下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数字政府的创新与发展要以“人本逻辑”为根本遵循，不断提高管理和服务一体化、人本化、智能化水平。

李金兆发言

　　三是以人民评议机制建设数字政府，实现参与的动态常态。数字政府好不好，人民群众说了算。在城市大脑快速升级迭代、AIoT技术深度融合的当下，应当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原则，将“向人民报告、请人民评议、让人民满意”的人民评议机制作为贯穿数字政府建设进程的关键主线，把人民群众满意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第一标尺。需要探索利用12345、政务服务“好差评”等公众诉求通道，广泛发动人民群众和市场主体，及时、全面地参与评议数字政府建设的各项进展。紧盯企业和群众提出的具有公共性的痛点、难点、堵点去破题，坚持与民同心、与民共情。

　　柴微涛指出，推进数字化转型是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关于建设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智慧社会重大战略部署的重要内容，也是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选择。智库机构承担着理论研究、技术创新、咨政建言、舆论引导和社会服务等重要责任，在数字化转型的革命中，将从理论研究、深入实践、交流共享三个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一是参与理论研究。作为智库机构，将动态关注国内外最新理论研究成果，广泛开展智库机构、研究机构、高等院校的合作，关注并积极参与前沿理论研究和技术攻关，不断深化大数据方法应用创新，持续提升数字化、科学化决策咨询能力。

　　二是深入调查实践。作为智库机构，将持续、深入地开展调查研究，从中发现问题，并开展长期的跟踪评估，厘清问题根源，提供精准的决策支持。通过一个个案例的深度剖析，掌握最基础、最原始、最真实的信息，让深入的实践、深度的调查研究为科学决策提供重要依据。

柴微涛作总结发言

　　三是促进交流共享。在发展的同时，作为智库机构更希望能够搭建一个平台，分享交流理论研究方法论、研究成果，模型、算法和指标体系，数据和信息资源，以及成功的案例，甚至是经验教训等，把好的经验引进来，同时把成都好的做法也分享出去，为助推数字化转型，探索中国特色城市治理新样本，促进超大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